語言是“共有文化記憶”的重要載體之一。在古今中外的語言文化交織中，這樣的“共有文化記憶”例子比比皆是。以中德語言交融為例，現(xiàn)代漢語中存在約150個被權(quán)威詞典收錄、被活躍使用的德語來源詞，尤其是“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生產(chǎn)力”“世界觀”“素質(zhì)”“理念”“偶然”“契機”“范疇”等源自馬克思主義思想及德語來源的哲學詞匯，已成為當代漢語哲學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另一方面，現(xiàn)代德語中存在超過160個被權(quán)威詞典收錄、被活躍使用的漢語來源詞，其中Konfuzianismus（儒家）、Tao（道）、Fengshui（風水）、Kung-Fu（功夫）、Tee（茶）、Yin/Yang（陰／陽）等詞早已融入現(xiàn)代德語，成為德語通用詞匯的一部分。
在現(xiàn)代西方語言體系中，有一個來源于中文的詞語堪稱占據(jù)了中文來源詞影響力的“半壁江山”，這個詞就是“茶”。“茶”在英語中被稱為Tea，法語中是Thé，在德語中被稱為Tee，在荷蘭語中被稱為Thee，這些詞匯發(fā)音一脈相承，源自“茶”字的閩南語發(fā)音，即是中國茶文化通過福建從海上走向世界這一文化影響力的明證。
西方早關(guān)于中國茶文化的著作應(yīng)是成書于1560年的葡語《中國茶飲錄》。1615年，在德國城市奧格斯堡出版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所著拉丁語版《利瑪竇中國札記》對當時的歐洲人了解中國、向往中國有著重要影響。書中專門向歐洲人介紹了中國的茶樹和中國的茶文化。利瑪竇在書中將茶稱為Chá（葡萄牙語）或Cia（早期意大利語對“茶”一詞的表述）。這一時期的“茶”在西方語言中的發(fā)音更加接近于粵方言中“茶”的發(fā)音。由于明朝實施海禁政策，所有外國傳教士都必須從廣州港進入內(nèi)陸，利瑪竇長居廣東近20年后才得以入京。以利瑪竇為代表的一批外國傳教士實際上都是在廣東接觸到中國的茶文化。
及至17世紀中葉，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大量從福建采購茶葉運回歐洲，才成為茶葉這一商品大規(guī)模進入歐洲平民家庭的轉(zhuǎn)折點，閩南語影響下的茶文化相關(guān)語言符號也隨著海上絲綢之路漂洋過海，之后影響力幾乎覆蓋所有西方語言。不僅閩南語發(fā)音的“茶”一詞異軍突起，取代了之前已經(jīng)存在的“茶”的讀音，還衍生出大量如“茶壺”“茶杯”“茶具”“茶社”等數(shù)量龐大的衍生詞。
與此同時，茶文化還經(jīng)過文化交融實現(xiàn)了本地化，催生出新的文化現(xiàn)象。與荷蘭接壤的一個德意志地區(qū)東弗里斯蘭（Ostfriesland）從17世紀下半葉開始發(fā)展出自己的茶文化，飲茶時加入奶油，加入的時間點和數(shù)量都有講究。東弗里斯蘭的茶文化在2016年被收錄德國聯(lián)邦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成為茶葉與中外商品互通及人文交流的佳話，也成為福建與海上絲綢之路文明交流的明證。
“共有文化記憶”同時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鑒歷史的見證和記錄。1900年，福蘭閣（Otto Franke，1863—1946年）作為德國駐廈門領(lǐng)事館翻譯登上了鼓浪嶼。1909年，他成為漢堡殖民學院（漢堡大學前身）漢學教授，這也是全德的個漢學教授職位，1923年至1931年，轉(zhuǎn)到柏林大學創(chuàng)辦漢學系并任教授，福蘭閣本人也因此被視為德國大學漢學研究的開山鼻祖，其代表作《中華帝國史》批駁了黑格爾等人對中國“沒有歷史”“永遠停滯”的觀點，強調(diào)中國歷史是世界歷史整體構(gòu)成的一部分，對同時代歐洲中國歷史研究具有開拓性的影響。在福蘭閣的熏陶下，其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后來也成為漢學家，成就了父子漢學家的佳話。
1902年，即福蘭閣在華度過的一年，另一位德國年輕人也次踏上了中華大地。這個人就是留下了許多中國近現(xiàn)代建筑影像的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年）。這位擁有博士學位的建筑師曾先后3次在華進行考察旅行，足跡幾乎遍及中國南方的所有省份。柏石曼從1906年第二次中國考察之旅起系統(tǒng)研究中國古建筑，是近現(xiàn)代已知早全面研究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西方學者。他對于中國佛塔建筑尤其感興趣，在1914年出版的德文代表作《中國佛塔》里還著重提到了福建的佛塔。他說：“中國的古物很快就會消失……當務(wù)之急是盡快全面地記錄中國古建筑文物……中國建筑是中國文化的代表，通過中國建筑可以感知中國文化的精神……這種延續(xù)了幾千年的古老而又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文明形式，對于今天的德國乃至整個歐洲，依然具有重要意義�！苯陙�，柏石曼拍攝的大量影像被重新發(fā)掘并在國內(nèi)整理出版，也由此讓一度遺失在我們視線之外的珍貴文化記憶穿越歷史迷霧，讓今人得以“目睹”中國古建筑之美，使之重新迸發(fā)出頑強的生命力。
從1909年到1933年之間，因資金所限，柏石曼無法赴華游歷拍攝，但他的研究并沒有中斷，而是轉(zhuǎn)而委托身在廈門大學的德國同胞艾鍔風（Gustav Ecke，1896—1971年）來繼續(xù)。秉持校主陳嘉庚“研究高深學問，養(yǎng)成專門人才，闡揚世界文化”的辦學宗旨，廈大建校伊始就設(shè)有英、法、德語3門學科，至1923年正式成立外文系。艾鍔風是外文系和廈門大學早的外籍教授之一，開設(shè)希臘語、希臘哲學和德語課程，直至1928年轉(zhuǎn)至清華大學任教。
1926年10月，廈大國學研究院成立，成為繼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之后的全國第三所國學研究專門機構(gòu)，一時會聚了魯迅、林語堂、羅常培、沈兼士、顧頡剛、張星烺、張頤、陳萬里及俄國學者史祿國、法國學者戴密微等大批學者。艾鍔風雖并非國學研究院的正式成員，但也與魯迅等多位學者建立了私交，并參與了國學院的眾多活動。1926年，艾鍔風和考古學家陳萬里以及歷史學家張星烺一起同往泉州考察，為其后來離開廈大后出版的《刺桐雙塔》一書奠定了基礎(chǔ)。在福建地區(qū)多年生活、游歷的過程中，艾鍔風對中國傳統(tǒng)家具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并催生了他后來在海外出版《中國花梨家具圖考》，這是被譽為近現(xiàn)代中國古典家具研究的開山之作。
艾鍔風在廈大外文系任教期間，外文系的首任系主任為德文教授、現(xiàn)代語言學家周辨明（1891—1984年）。1928年至1931年，周辨明受廈大資助前往德國漢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并在取得語言學博士學位后重返廈大，歷任文學院院長、廈門大學教務(wù)長等職位。他早把國際音標運用到中國的英語教學中，也是早提出漢語拼音化方案的學者之一。周辨明在漢堡大學期間，他的博士導師是德國漢學家佛爾克（Alfred Forke，1867—1944年），后者與廈門淵源甚深，正是福蘭閣登上鼓浪嶼時的時任德國駐廈門領(lǐng)事館領(lǐng)事。佛爾克對于中國哲學的研究被認為代表了同時代德國漢學的水平。
福蘭閣和佛爾克同為外交官出身的德國漢學家，在長期與中國接觸的過程中形成了對中國語言文化研究的濃厚興趣，并舉起了德國早期學院漢學研究的旗幟。艾鍔風和柏石曼則各自從語言教授和建筑師“跨界”成為向西方廣泛傳播中國古典家具文化和建筑文化的實踐者，事實上成為中德近現(xiàn)代人文交流的推動者。在幾乎同一時期，艾鍔風的同事、佛爾克的學生周辨明也作為中德教育文化交往的實踐者和創(chuàng)造者，推動了近現(xiàn)代中德人文交流歷史的發(fā)展。
溯往思來，方能行穩(wěn)致遠。所舉語言交融及人文交流的例子表明，福建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近現(xiàn)代中國文化在西方傳播的重要影響來源，在激活中外共有文化記憶、促進民心相通方面蘊藏著豐富的資源。除了所涉中德人文交流史，近現(xiàn)代中法人文交流史、近現(xiàn)代中美人文交流史也分別留下了陳季同與中法外交、嚴復與馬尾船政派遣留法學生等富有歷史內(nèi)涵的故事，以及福州鼓嶺早期國際社區(qū)與當?shù)鼐用窠Y(jié)下深厚民間友誼的佳話，成為我們在今天挖掘文明交流互鑒印記、促進中外人文友好交流的重要依據(jù)。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外文學院）
來源：福建日報